地铁公交色狼多，劝你多穿点，有错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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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公周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公交性骚扰的文章，从专业角度提出了几条防范措施。有一条是这样：

“通勤人员避免穿着热裤、吊带等过于清凉的衣物。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或丝巾等，上下车或人流拥挤时围挡在臀部、肩周等，防范效果较好。”

谁料，几位姑娘的留言怒气冲冲，既不针对性骚扰，也不针对猥琐男，反而是批评公周：

“女生明明是受害者，凭什么对我们提出这么多要求？难道穿得多一点，性骚扰就不存在了？大热天裹成粽子？脑子进水了吧！”

“穿什么，是我的个人自由。我可以‘骚’、你不能‘扰’！休想为那些龌龊下流的男人开脱！”

女权运动，有时候陷入了自我矛盾

这些批评完全正确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该把性骚扰和性犯罪，归结于女性的“放荡”和“不检点”。否则，无异于对罪恶的鼓励和放纵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。正常人都知道，对高峰期挤地铁公交的年轻姑娘来说，吊带、热裤、低胸装、超短裙、过于贴身的牛仔裤，恐怕都不是最好选择。当然，类似建议还有不少：

○女生下夜班、走夜路应该尽量避免独行，午后和傍晚最好不要到偏僻街巷去。

○朋友聚会、工作应酬，尽量不要饮酒更不要醉酒。

○酒吧、迪厅、男人的房间，这些地方干脆别去。

○只要不是绝对信任的人，都不要吃喝来源不明的食物饮料，哪怕多人在场也不行……

这些规则听起来愚蠢又讨厌，让你不自由不舒服不爽不开心，但都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来的。只要足够尊重它们，你的安全指数会得到有效保障。

可惜，很多人并不这么想、更不屑于这么做。

 “这是我的权利、你无权干涉！”

“（要我小心这个、躲着那个）不公平、很荒谬、简直无法容忍，人家美国人裸体游行都没问题！” 

“对中国男人的猥琐失望透顶！这个国家简直糟糕透了”。

嗯，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思维方式。而且绝不仅仅存在于女权领域。

02

很多大学同学毕业后去了公检法，这里面做公安的最少。因为公安太苦太累风险高，对法律专业知识不那么看重。C 哥是个例外，大学毕业同时考了三家法律口单位，结果公安部门办手续抢在前面，他就稀里糊涂穿上警服了。

这几天，他陪领导到北京开会，我们在一起瞎聊。说起近两年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，几句话扯起死刑话题。公周由衷地感慨：

以前在学校，老师讲废除死刑的理论观点慷慨激昂，大家听得也是心悦诚服。那会儿看到网上、社会上有人讲“坚决要求判处死刑”，甚至搞什么请愿书、公开信的，我都免不了嘲讽一番，甚至直接骂人家法盲。现在才知道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。

C 哥抿了一口牛二，顺嘴骂了一句脏字，“北京人爱喝这个？”摇摇头接茬：

“正常啊。大学老师嘛，不就是一路啃书，啃到硕士博士出国溜一圈，整几篇论文回来，到学校里混口饭吃？价值和理论人家是真懂，问题是他对司法实践了解多少？对中国社会了解多少？对人性了解多少？”

“我来拽两句学术词儿啊。——有人说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优于刑罚的严酷性。换成人话：怎么才能吓唬人不要犯罪？一种办法，但凡杀人就枪毙，但是呢很多杀人犯逍遥法外。另一种办法，杀人判15年有期徒刑，但是要确保把所有杀人犯都抓得到、关进去。贝卡利亚老爷爷就认为，后面这种办法更好，更有利于防止杀人犯罪。”

“这话乍听起来，嘿，怎么听怎么有道理啊！可实际呢，根本不现实。”

‘严酷性’是相对容易的，比如死刑，谁他妈都怕死。但‘必然性’就呵呵哒了。即便是法治发达国家，哪个能做到100%破案、100%准确？现有条件下，天网恢恢就是个吓唬人的冷笑话！既然做不到刑罚的‘必然性’，又非要取消刑罚的‘严酷性’，特别是取消死刑，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老百姓能答应？”

“一个北欧小伙子被人杀了，死者妈妈能在法庭上给杀人犯求情，抱着杀人犯的脑袋安慰孩子别怕。中国人行吗？只要涉及人命，99.9%的死者家属强烈要求把凶手判处死刑。不判？公检法、人大、信访能闹你三五年。你看徐玉玉那个案子，她爹一分钱民事赔偿都不要，就想要个‘公道’，人家不懂法？人家很懂，就不乐意按你的套路来！”

图为徐玉玉父亲

“凭什么老百姓非得迎合你呢？你怎么就不考虑考虑社会心态、公众认知水平呢？杀人偿命、欠债还钱，这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国情啊。”

公周苦笑一声，“话糙理不糙。干了！”

03

这些年，“国情”两个字，成了一些人的遮羞布、挡箭牌。但凡有点脏事儿烂事儿，都用这个来敷衍。老百姓对这种话语逻辑深恶痛绝。实际仔细想想，这话本身没有错，这样体量庞大、历史复杂、发展极不平衡、两千年大一统的国家，治理起来难度之大、超乎想象。如果单纯凭理想、理论和价值观莽撞做事，恐怕一天也撑不下去。

比如前些年出台的新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对工人权益的保障力度大大提高。说起来当然是好事，保护劳动者权益啊，公平正义啊，社会进步啊，吹得天花乱坠。可实际上呢，很多加工类小企业都是订单生产、淡旺季分明、用工灵活。你非要他签订固定劳动合同，高标准搞五险一金，对用工企业限制过多，老板动不动就要赔钱装孙子。乍一开始，老板愁眉苦脸、工人兴高采烈，可算当家做主了。可实际上呢，用工成本过快增长，国际订单根本就没利润了，很多企业一夜之间垮掉，老板买卖厂房设备就去炒房了。

到头来，工人连受“剥削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都失业了，还谈什么劳动权益？多少小企业积累几十年，正在树品牌、搞研发的关键时期，这顿折腾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中国经济怎么转型升级？

再比如，户籍政策。舆论把户籍政策搞得好像万恶之源，又是侵犯了“自由迁徙”的基本人权，又是阶层固化社会停滞，又是剥夺人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可实际上呢，户籍政策一旦取消，现有的十几个特大城市都可能被人流淹没，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凋敝会严重十倍百倍。我在老家一个月1000块钱挣得很累，到北京街头乞讨几个小时就能赚几百，为啥不来？凭啥不来？

专家们又说了，这很好嘛，大家用脚投票，让社会自然调解。可你想想，北京户籍政策这么严苛还人满为患呢。什么时候“自然调解”了？就算不考虑犯罪率上升、城市拥堵污染、贫民窟问题，几千万人连饮用水都保障不了，这还咋保障人们“追求幸福的权利”？

04

由于普通人对国际事务了解非常匮乏，价值冲动和简单理想化的问题更突出。

比如提到朝鲜问题，大家普遍是从价值观层面判断，邪恶政权、独裁世袭、奴役人民、愚蠢黑暗、封闭落后……从这种判断出发，大家当然乐于看到朝鲜政权崩溃、“自由和繁荣重新降临”。可实际上呢，有没有考虑过朝鲜崩溃后，我们的国家安全、难民涌入、核污染风险甚至东三省民族团结稳定？

比如“人权高于主权”这个口号，国家为何存在？为国民幸福啊。既然国家不能给自己国民幸福，让美国人来帮忙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所以，从阿富汗到伊拉克，再到利比亚、叙利亚，老百姓其实对美国人并不排斥。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美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，后面的事情就搞不定了。民族纷争、教派冲突、极端组织滋生、民生凋敝，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、没有兴趣一揽子解决。民众只能失望愤怒，却也毫无办法。

再比如欧洲的移民问题。西方价值体系特别推崇人权，既然战乱国家民众无家可归、面临生死考验，那我当然要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帮一把了。这个价值观是好的，非常令人感动。可实际上呢，接收难民最积极的德国很快都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一是难民人数太多，越接收越是对后来者的鼓励，一开始是走投无路的人当难民，后来都变成偷渡潮了；二是难民不容易管理，这些人到了发达社会，不仅不感恩，反而游手好闲、偷抢淫掠；三是成本高昂，这帮人你得管吃管喝管住、伺候着。本国民众这会儿缓过神来了，敢情请了一帮大爷到家供着呢？所以，无节制的难民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。价值观的冲动，最后一定会让位于现实的考量。

说到底，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理性和逻辑，而是欲望和冲动。

或许世界真的应该是理想中的“那样子”，但在真的变成“那样子”之前，我们最好先接纳丑陋的“这样子”，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理想要有，价值观要坚持，但务实态度同样不可或缺。

知乎上有个问题挺有意思，什么是典型的学生思维？

其实，只管价值冲动、不懂客观实际，这就是学生思维。

05

我把前几段拿给一位小兄弟看。对方发来几个鄙视的表情。

“少废话。我不管什么困难不困难，你们能干就待着，不能早他么滚蛋！我是纳税人，拿钱养你们这帮孙子，我只要结果。”

“要说现实复杂，也是政府无能，很多问题都是你政府造成的。这会儿在这装大尾巴狼？”

你看，“纳税人”意识和批评权，又是一种价值观，多么理直气壮、牢不可破啊。可这样简单粗暴行走世界，看起来痛快潇洒，最终真的会找到自由幸福之路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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